文博時空 作者 毛玉婷 五千年前，一系列遠古文化在成都平原交叉綻放。他們中，到底是哪批人率先抵達三星堆，勾畫出三星堆的最初面貌？后來，又有哪些人融入，改變了當時的社會文化？后世人描繪的蜀王，是否能夠在平原找到蹤跡，他們是否參與創(chuàng)造了三星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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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葬的發(fā)現(xiàn)可以幫助解答這些疑問，但至今在三星堆古城發(fā)現(xiàn)的都是不埋人的器物坑，考古人心心念的王陵并未出現(xiàn)，所以仍是迷霧重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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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蜀文化脈絡

目前，川中最早的文化痕跡發(fā)現(xiàn)于山地區(qū)域，現(xiàn)隸屬于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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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今大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期時代，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，先民在營盤山活動留下遺址群。他們的文化特征接近中國西北地區(qū)、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，兩個地方的人都種植小米（粟、黍），用著相同的制陶手法，不約而同地在高領陶器的肩、頸、腹部留下粘接痕。

營盤山遺址所在地 圖據(jù)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

營盤山彩陶，圖源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

大概在距今4900年，部分古蜀人從西北高原而下，抵達成都平原的德陽什邡，創(chuàng)立了“桂圓橋文化”。在這個靠近山地、相對較高的地區(qū)，他們延續(xù)旱作農(nóng)業(yè)，繼續(xù)種植小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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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來，部分古蜀人向成都平原西南部邁進。在多河流、沼澤的環(huán)境里，他們開始學習種植稻米，越發(fā)適應新環(huán)境，深入至平原腹心，在今天的成都、都江堰、崇州一帶，建起古城群，形成定居村落，修筑起規(guī)模宏大的標識性城墻，形成“寶墩文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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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墩文化中的稻米種植、城墻修筑現(xiàn)象，普遍被認為是向長江中游文化的學習。以兩面堆土的方式修筑城墻，是主分布在湖北的“屈家?guī)X—石家河文化”的特別印記。

寶墩遺址游梗子城墻剖面 圖源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

營盤山遺址——桂圓橋文化——寶墩文化，串起成都平原的最早文化鏈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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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、上世紀八十年代三星堆考古隊時任隊長趙殿增認為，距今4500年前后，有一支因堯舜“征三苗”而被迫西遷的“屈家?guī)X—石家河文化”人群，最早從長江中游來到成都平原西南部，與本地原有文化結合，形成了“寶墩文化”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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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、研究員江章華認為，岷江上游先民遷入成都平原時，最初只會種小米，主要活動在平原北部、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對較高的邊緣地帶，人口少，聚落小。到了寶墩文化初期，長江中游的水稻種植技術傳入，而成都平原多水環(huán)境本就適宜于種植水稻。隨著對環(huán)境的適應，人口逐漸增多，需要不斷拓展新的生存空間，于是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區(qū)移動。到了寶墩文化的中晚期，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區(qū)出現(xiàn)了大量密集的聚落。由于水稻的種植，食物的保障，帶來了人口的增長。聚落密度的增大，帶來了群體間的相互競爭，促使群體間的整合。

“寶墩文化”中高山古城遺址發(fā)掘現(xiàn)場全貌 圖源：成都市考古研究院

第一批三星堆先民來自何處？

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卻和遠古文化的誕生調了個時間順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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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，三星堆遺址第一次被發(fā)現(xiàn)。隨著考古發(fā)掘的深入，一些學者識別出遺址中堆疊著不同類別的文化痕跡，上世紀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，學者們提出，需將三星堆處在石器時代數(shù)百年的文化與后來的文化分開命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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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5年，隨著寶墩文化的發(fā)現(xiàn)，與三星堆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對應上?？脊殴ぷ髡甙l(fā)現(xiàn)，寶墩人制作的陶器通常是整體器型簡單，更加注重裝飾。其紋飾豐富，以繩紋為主，水波紋、平行劃紋為特色，還有各類附加堆紋、弦紋等，口緣還會做成花邊。

左 喇叭口高領罐 右寬沿圈足尊 圖源：成都考古院

三星堆一期文化典型陶器

三星堆四期文化典型陶器

三星堆一期階段發(fā)現(xiàn)的陶器型多為平底，有少量圈足器，多寬沿、大翻領，還出現(xiàn)了花邊口繩紋罐這種典型的陶器，這些面貌都與寶墩文化接近。

寶墩文化陶器 攝影/張磊

三星堆一期的繩紋花邊罐的口沿碎片

江章華等學者將三星堆第一階段界定為距今4500年至3700年間的800年，認為其歸屬于“寶墩文化”。此后，多位學者也用并列的方式將此階段稱為“三星堆一期（寶墩文化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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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三星堆的起源快達成一致時，2009年，桂圓橋遺址被發(fā)現(xiàn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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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殿增說，他過去也常使用“三星堆一期（寶墩文化）”，但總感覺二者仍有一定的差異。近年的研究，令他傾向認為兩者是不同的文化類型。他認為“三星堆一期文化”上限年限不是距今4500年，而是距今4800年，對應的前身或許是“桂圓橋文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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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主要從以下方面，對比了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：從主食來看，前者先民先以粟作為主，后來才出現(xiàn)稻作；而后者是較連貫的稻作文明。前者的城市面積比后者的更大，建筑更密集，文物更豐富，但卻一直未像后者居民那樣修筑城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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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進一步梳理了整個三星堆遺址上的人群遷入脈絡：粟作的“桂圓橋文化”人群于4800年先來到三星堆，后又吸收了“寶墩文化”的因素，開始建筑城墻。當時四川盆地可能尚未產(chǎn)生統(tǒng)一的政權，后來在成都平原的南北兩地，逐步形成三星堆與寶墩兩個大型中心聚落，二者可能分屬于不同族。?

趙殿增繪制的三星堆一期與寶墩文化傳播動線圖

在距今4000年前后，長江中游的又一批三苗人，可能受到大禹第二次南征的驅使，經(jīng)由長江三峽地區(qū)來到三星堆遺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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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今3500～3000年前后，可能是最后一批三苗人的后裔再次來到三星堆古城，將從中原地區(qū)學到的先進青銅器鑄造技術、三苗人比較成形的神權國家形態(tài)傳播至三星堆，與原有居民的自然、祖先崇拜結合，創(chuàng)造出神奇燦爛的三星堆文明。

古蜀文化的主人

“詩仙”李白的繡口，不僅吐出了半個盛唐，還吐出了三星堆的蜀王記。一句感嘆“蠶叢及魚鳧（fú），開國何茫然”，托出的兩個人物，現(xiàn)被普遍認為是三星堆的兩代蜀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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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蜀文明目前尚未發(fā)現(xiàn)確信的文字材料，漢代文學家楊雄依據(jù)只言片語的古老傳說，整理形成了《蜀王本紀》一書。據(jù)記載，蜀之先，稱王者有蠶叢、柏灌、魚鳧、杜宇、開明。常璩《華陽國志》中《蜀志》所記載的蜀王事跡，也與其略同。于是，五位蜀王的傳說，廣為流傳。

三星堆博物館展板“蜀”

五位蜀王

文獻種關于蜀的記載

最早的蠶叢，也是唯一有記載外貌的，《華陽國志?蜀志》記載：“蜀侯蠶叢，其目縱，始稱王。盡管外貌描寫只有三字，但卻特點突出——“其目縱”，即眼球突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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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星堆遺址中的青銅面具、人像，多有一雙又大又長的菱形眼睛，甚至有呈圓柱狀向前伸出者。文物的突出特征，對應著古籍記載，因此，蠶叢被普遍認為是三星堆遺址的最早主人。

青銅縱目面具

接著，有學者認為，數(shù)百年后，王位傳承至“魚鳧氏蜀王”，三星堆遺址也步入其主體階段——“三星堆文化”時期，他們把“蠶叢氏蜀王”尊為直系祖先，將其形象“縱目人”奉為祖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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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星堆文物中有諸多魚鳥紋飾、鳥身像：三星堆金杖上的鳥、魚花紋，大型神樹上的青銅立鳥，這被認為象征著“魚鳧”王，是其族徽、圖騰。

青銅神樹

在三星堆的動物造型中，鳥是最為特殊的一種。與其他動物不同的是，具有鳥的造型的小銅像很多并不是簡單的獨立藝術造型，而是作為青銅神樹或銅供具的組成單元，具有宗教與信仰層面的象征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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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在諸多古史神話中都會與太陽聯(lián)系起來，成為“太陽神”的象征之一。三星堆出土青銅神樹上有九只青銅鳥的形象，往往就被解讀為“十日傳說”，九只鳥代表九個太陽，剩下一日則已經(jīng)升上中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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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樹頂已經(jīng)損毀，不知道是否在頂部另有一只青銅鳥來代表這個正在“值班”的太陽，學者們認為這就對應著《山海經(jīng)·大荒西經(jīng)》所載“上有扶木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載于烏?！?/p>

青銅神樹上的鳥

展板：立鳥線圖

三星堆文化的鳥與其他動物還有一點相異，其形象在不少場合已經(jīng)抽象化為圖形符號，具有平面裝飾藝術的意味。

青銅鳳鳥柱頭

青銅大鳥頭

青銅鳥

青銅鳥

青銅鳥

金鳥形飾

青銅鳥形飾

立鳥線描圖

這一時期，一種典型的陶鳥頭勺在三星堆大量發(fā)現(xiàn)。勺把的鳥頭造型，有著彎彎的勾喙，與魚鷹極為相似。學者認為，這可能與古蜀傳說中以魚鳧為族名、族徽的魚鳧王朝有關，鳥頭勺可能不僅是生活用具，還是祭祀禮儀用品。

陶鳥頭勺把

后來，搬到金沙“十二橋文化”的主人，被認為是杜宇氏蜀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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巧合的是，殷末周初以后，前一階段常見的鳥頭形把勺基本趨于消失，小平底器逐漸被尖底器取代。有學者推斷，鳥頭形把勺代表著魚鳧氏時期的文化，其廢棄消失，恰說明了魚鳧時代的結束，杜宇主蜀時代的興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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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往后，“晚期巴蜀文化”的主人，被認為是最后一位蜀王——開明氏時代。此后，蜀地融入中華大一統(tǒng)的版圖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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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王的傳說雖不是信史，亦可作為一種理解古蜀文化的方式。近年來，學界也廣泛接受將記載蜀王傳說納入考古研究中。

圖片 | 杜廣磊 毛玉婷 張磊

排版 | 劉慧伶

設計 | 王梓琳